1969年，耿飚意外发现中国援阿尔巴尼亚的大量化肥，被随意堆放在田间地头，任凭日晒雨淋失效；明明没有棉花却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从中国进口棉花加工成布匹再返销中国牟利；军事上，阿方提出的项目数量远超其国防需求。
新中国外交史上，有一批从战火中走来的将帅，脱下军装换上西装，把耿直硬朗的作风带进了外交场。耿飚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有个鲜明的特点——眼见为实，敢在报告里写别人不敢写的话。
这股劲头，早在他驻外使馆的日常工作中就埋下了种子。1950年，耿飚被任命为驻瑞典首任大使，兼管丹麦、芬兰事务。他是将军出身，没干过外交，出发前毛主席嘱咐他“一边干一边学”。到任后，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使馆的公文、调研报告，必须自己动手写，不靠秘书代笔。
他常带着使馆人员到瑞典的工厂、农村、港口实地走访，回国述职时交上去的报告里全是带着烟火气的细节——北欧的钢铁工业怎么布局、林业资源怎么管理、社会福利制度如何运作。这种“自己看、自己写”的风格，后来贯穿了他整个外交生涯。
1956年，耿飚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到任不久，他在查阅中巴边境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地段——坎巨提。当时国内有些地图仍把这个地方标注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块飞地，看起来似乎还保留着管辖权。
耿飚没有轻易相信纸面上的标记，而是带着使馆人员和国内请来的专家，扎进故纸堆里逐条核对。从元朝、清朝的宗藩记录，到19世纪英国控制克什米尔后的殖民档案，再到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实际管辖状况，一条时间线拉出来，事情逐渐明朗：所谓“飞地”早已名存实亡，不过是历史遗留在地图上的一道幻影。
他心里清楚，继续抱着地图上的虚名不放，只会给两国关系埋钉子。为了中巴长远的友好，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主张：正式承认坎巨提归属巴基斯坦，同时以此为契机解决好边界问题。
回国述职时，他向周恩来总理详细汇报了调研结果和自己的判断。周总理高度重视，当即指示国务院和外交部进行专门研究。
1963年中巴正式划界，中国确认坎巨提归巴方，巴方则将克里青河谷一带划归中国。这笔压了多年的旧账，就此干净利落地了结。耿飚事后对人说起这件事，只讲了一句：实事求是比什么都管用。
如果说坎巨提事件考验的是他对待历史问题的求真态度，那么1969年在阿尔巴尼亚的经历，则考验了他在风口浪尖上敢说“不”的胆量。
1969年，耿飚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那时中阿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国内经济紧张，很多地方粮食定量供应，老百姓碗里见不着多少油星，但对阿援助的物资却一船接一船往外运。耿飚到任后没有只听汇报，而是带着人一个点一个点地实地查看。
在乡下田间，他看到从中国运来的化肥整袋整袋地撂在地头，塑料包装经不起风吹日晒，裂了口子，雨水一泡结成硬块，白花花地被冲进沟渠。港口那边，堆场上钢筋锈迹斑斑，水泥垛被雨水浇透后硬得像石头，拿锤子都敲不开，而本应建起来的工厂连地基都没挖。
更让他心里堵得慌的，是一座从不产棉花的国家，却张口要中国援建一座大型纺织厂。机器转起来后，阿方每年从中国进口棉花，织成布匹再打着出口的名义高价返销中国，两头赚差价。
军事援助方面的数字更离谱，一个小国索要的武器和地堡数量，远超其实际国防需要，某些地段碉堡修得比当地人口还密集。中国若提出项目过多，反而被说成不够朋友。
耿飚心里反复掂量过：国内日子这么难，勒紧裤腰带省下的东西往外送，换来的却是浪费和倒手牟利，还惯出了伸手要的毛病。犹豫再三，他决定不能光埋头执行命令，必须说真话。
他铺开信纸，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把化肥失效、钢材锈蚀、棉花倒手、军援过头这些事一一罗列，并明确提出：援助要量力而行，规模、内容、方式都需要根据实际效果重新调整。
乔冠华看到这封信，佩服他敢把实情摊到桌面上，随即转报中央。耿飚回国后，李先念当面夸他耿直真诚，说“这样的信千金难买”。毛主席看后也说了一句评价：“耿飚是个好大使，敢讲真话，反映了真实情况。”根据他的意见，有关方面随后对援阿项目做了调整，虚胖的部分被砍掉，倒手贸易的口子也被堵住。
耿飚身上这种较真的劲，并非孤例。他早年做调研的法子，后来影响了不少人。1960年代中期，驻摩洛哥大使程涛就主张外交官说话要“接地气”，他说过，你满口套话人家听都不想听，讲大白话、大实话反而能把事情办成。
再往前数，1958年，章汉夫在参与处理海防问题时，最早提出将中国领海宽度设为12海里，这个建议后来被正式采纳，成为一项重要的海洋主张。
新中国第一代“将军大使”群体里，姬鹏飞、黄镇、韩念龙这些人，从战场到谈判桌，身上那股不被虚头巴脑的东西唬住的底子，也都和耿飚如出一辙。
从坎巨提一块飞地的归属，到阿尔巴尼亚一堆化肥的去向，再到领海该画多远、援助怎么给才有用，说到底是同一种东西在支撑——低下头看实情，抬起头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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