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高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水浒传》里那个陷害林冲、把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的卑鄙小人。但在真实的北宋历史上,这位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大奸臣,却干了一件让当时所有自诩清高的士大夫都汗颜的“爷们儿事”。
当一代文豪苏轼被政敌整得家破人亡、子孙遭到全方位政治封杀时,昔日的好友和门生为了自保,纷纷躲得远远的。
唯独大权在握的高俅站了出来,不仅大把大把地给苏家送钱,还动用特权把苏家子弟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一个声名狼藉的权臣,一个清高孤傲的文豪,这两个看似完全不是同道中人的人,命运的交集发生在1093年。
那一年,苏轼在朝廷的党争中失势,从翰林侍读学士被贬为中山府知府。
离开京城前,苏轼在书房里整理文稿。旁边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帮他抄写公文。
这个年轻人叫高俅,是苏轼身边的一个“小史”(秘书)。高俅出身底层,但为人机灵,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苏轼看着高俅,对他说:“我这次外放中山府,路途苦寒,你跟着我去没有前途。我把你推荐给王驸马,你留在京城当差吧。”
苏轼口中的王驸马,是宋英宗的女婿、驸马都尉王诜。苏轼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让高俅带着信去了王诜的府邸。
苏轼没有想到,他这个随手的善举,彻底改变了高俅的命运,也为苏家日后留下了一根救命稻草。
高俅在王诜府上当了几年差。一天,王诜派高俅去给端王赵佶送一把新式样的篦刀。
高俅拿着篦刀来到端王府,正赶上赵佶在院子里踢蹴鞠。赵佶一脚踢偏,蹴鞠直直地飞向高俅。高俅没有躲,他看准来球,抬起腿,使出一个漂亮的“鸳鸯拐”,将蹴鞠稳稳地踢回给赵佶。
赵佶眼睛一亮,招手把高俅叫到跟前:“你也会踢球?”
“回王爷,小人能踢两脚。”高俅回答。
赵佶立刻让人拿来球衣,让高俅下场对踢。一场球踢完,赵佶大喜,直接派人去给王诜传话:“篦刀我收下了,送刀的人我也留下了。”
仅仅一个月后,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登基,史称宋徽宗。
跟着宋徽宗,高俅平步青云。他从一个底层的小秘书,一路升迁,最终坐上了殿前司太尉的位子,掌管北宋禁军长达二十年。
而此时的苏轼,命运却跌入了谷底。
宋徽宗继位后,权相蔡京把持朝政。蔡京在朝堂外立起了一块“元祐党籍碑”,将苏轼等三百多人列为朝廷的头号罪人。
蔡京下达了严厉的禁令:“凡元祐党人,著作一律销毁。其子孙后代,永远不得在京城为官!”
苏轼被一贬再贬,一路流放到荒凉的海南岛。1101年,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苏轼死后,蔡京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停止。苏轼的儿子苏过等人,不仅失去了做官的资格,连生活都陷入了极度的困顿。
在那个“和苏家沾边就得倒霉”的气氛下,苏轼昔日的好友、门生故旧,生怕被蔡京盯上,纷纷与苏家划清界限。
苏家子弟走到哪里,都吃闭门羹。
几年后,苏轼的儿子苏过为了生计,悄悄来到京城汴梁。
昔日的世交大门紧闭,没人敢见他。就在苏过走投无路时,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了他面前。
马车是殿前司太尉高俅派来的。
苏过被接进了太尉府。
高俅穿着一身紫色的高官朝服,从正堂走下来,亲自迎接一身布衣的苏过。他让人摆下丰盛的酒宴,将苏过请到上座。
酒过三巡,高俅让人搬来一个沉甸甸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金银。
苏过站起身,连连推辞:“太尉,家父是朝廷钦定的罪人,蔡太师立了党籍碑。您现在位高权重,和我走得近,怕是会惹祸上身,这钱我不能收。”
高俅一把将木箱推到苏过手里,大声说:“朝廷的政敌是朝廷的事,没有当年苏学士把我推荐给王驸马,我高俅今天还在街头卖字。蔡京的规矩我懂,但我高俅只认苏学士的恩情。京城你安心住,缺钱缺物,太尉府全包了!”
高俅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据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记载,高俅大权在握时,“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
只要苏家子弟来到京城,高俅必定亲自过问,好吃好喝招待,大笔金银接济。
他甚至在蔡京的眼皮子底下,暗中动用自己的权力和人脉,为苏家的孙辈铺路,保住了苏家的一丝血脉和前程。
蔡京的眼线遍布京城,高俅接济苏家的事,蔡京不可能不知道。但高俅是宋徽宗身边最红的宠臣,只要高俅不公开在朝堂上反对蔡京,蔡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俅硬是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给苏家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在北宋末年的政治舞台上,高俅逢迎谄媚、败坏军政,是个不折不扣的权臣。但在对待苏轼这件事上,他却守住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底线。
苏轼生前曾对弟弟苏辙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正是这种不设防的豁达,让他接纳了底层出身的高俅。
他当年随手播下的一颗善种,最终在家族遇到危难之时,长成了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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