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高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水浒传》里那个陷害林冲、把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的卑鄙小人。但在真实的北宋历史上，这位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大奸臣，却干了一件让当时所有自诩清高的士大夫都汗颜的“爷们儿事”。
当一代文豪苏轼被政敌整得家破人亡、子孙遭到全方位政治封杀时，昔日的好友和门生为了自保，纷纷躲得远远的。
唯独大权在握的高俅站了出来，不仅大把大把地给苏家送钱，还动用特权把苏家子弟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一个声名狼藉的权臣，一个清高孤傲的文豪，这两个看似完全不是同道中人的人，命运的交集发生在1093年。
那一年，苏轼在朝廷的党争中失势，从翰林侍读学士被贬为中山府知府。
离开京城前，苏轼在书房里整理文稿。旁边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帮他抄写公文。
这个年轻人叫高俅，是苏轼身边的一个“小史”（秘书）。高俅出身底层，但为人机灵，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苏轼看着高俅，对他说：“我这次外放中山府，路途苦寒，你跟着我去没有前途。我把你推荐给王驸马，你留在京城当差吧。”
苏轼口中的王驸马，是宋英宗的女婿、驸马都尉王诜。苏轼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让高俅带着信去了王诜的府邸。
苏轼没有想到，他这个随手的善举，彻底改变了高俅的命运，也为苏家日后留下了一根救命稻草。
高俅在王诜府上当了几年差。一天，王诜派高俅去给端王赵佶送一把新式样的篦刀。
高俅拿着篦刀来到端王府，正赶上赵佶在院子里踢蹴鞠。赵佶一脚踢偏，蹴鞠直直地飞向高俅。高俅没有躲，他看准来球，抬起腿，使出一个漂亮的“鸳鸯拐”，将蹴鞠稳稳地踢回给赵佶。
赵佶眼睛一亮，招手把高俅叫到跟前：“你也会踢球？”
“回王爷，小人能踢两脚。”高俅回答。
赵佶立刻让人拿来球衣，让高俅下场对踢。一场球踢完，赵佶大喜，直接派人去给王诜传话：“篦刀我收下了，送刀的人我也留下了。”
仅仅一个月后，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登基，史称宋徽宗。
跟着宋徽宗，高俅平步青云。他从一个底层的小秘书，一路升迁，最终坐上了殿前司太尉的位子，掌管北宋禁军长达二十年。
而此时的苏轼，命运却跌入了谷底。
宋徽宗继位后，权相蔡京把持朝政。蔡京在朝堂外立起了一块“元祐党籍碑”，将苏轼等三百多人列为朝廷的头号罪人。
蔡京下达了严厉的禁令：“凡元祐党人，著作一律销毁。其子孙后代，永远不得在京城为官！”
苏轼被一贬再贬，一路流放到荒凉的海南岛。1101年，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苏轼死后，蔡京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停止。苏轼的儿子苏过等人，不仅失去了做官的资格，连生活都陷入了极度的困顿。
在那个“和苏家沾边就得倒霉”的气氛下，苏轼昔日的好友、门生故旧，生怕被蔡京盯上，纷纷与苏家划清界限。
苏家子弟走到哪里，都吃闭门羹。
几年后，苏轼的儿子苏过为了生计，悄悄来到京城汴梁。
昔日的世交大门紧闭，没人敢见他。就在苏过走投无路时，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了他面前。
马车是殿前司太尉高俅派来的。
苏过被接进了太尉府。
高俅穿着一身紫色的高官朝服，从正堂走下来，亲自迎接一身布衣的苏过。他让人摆下丰盛的酒宴，将苏过请到上座。
酒过三巡，高俅让人搬来一个沉甸甸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金银。
苏过站起身，连连推辞：“太尉，家父是朝廷钦定的罪人，蔡太师立了党籍碑。您现在位高权重，和我走得近，怕是会惹祸上身，这钱我不能收。”
高俅一把将木箱推到苏过手里，大声说：“朝廷的政敌是朝廷的事，没有当年苏学士把我推荐给王驸马，我高俅今天还在街头卖字。蔡京的规矩我懂，但我高俅只认苏学士的恩情。京城你安心住，缺钱缺物，太尉府全包了！”
高俅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据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记载，高俅大权在握时，“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
只要苏家子弟来到京城，高俅必定亲自过问，好吃好喝招待，大笔金银接济。
他甚至在蔡京的眼皮子底下，暗中动用自己的权力和人脉，为苏家的孙辈铺路，保住了苏家的一丝血脉和前程。
蔡京的眼线遍布京城，高俅接济苏家的事，蔡京不可能不知道。但高俅是宋徽宗身边最红的宠臣，只要高俅不公开在朝堂上反对蔡京，蔡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俅硬是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给苏家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在北宋末年的政治舞台上，高俅逢迎谄媚、败坏军政，是个不折不扣的权臣。但在对待苏轼这件事上，他却守住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底线。
苏轼生前曾对弟弟苏辙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正是这种不设防的豁达，让他接纳了底层出身的高俅。
他当年随手播下的一颗善种，最终在家族遇到危难之时，长成了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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